何与怀论欧阳昱作品的长文（27023字）[发布时间：2024.11.23周六]
——澳华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欧阳昱的先锋探索意识
何与怀（博士）
欧阳昱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他才华出众，特立独行，充满先锋探索意识。他驰骋澳洲英中文双语文坛，成绩斐然，从1991年到墨尔本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出版著作至今，三十多年间竟然难以置信地已经出版各种中英文著作译作多达一百五十种，并获得许多各种各样的文学奖项和澳大利亚政府赞助的创作基金。
一，题材虽千差万别，追求创意却一以贯之：追踪欧阳昱的中文长篇小说
欧阳昱的中文长篇小说作品，题材虽千差万别，追求创意却一以贯之。我们可以追踪一下。
分别于2018年10月、2018年12月和2019年3月，欧阳昱出版了《绿色》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台北猎海人出版社）。这部总计近七十五万字的三部曲，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湖北黄州和武汉为背景，主线是主角春阳和盈盈恋爱生活。前两卷合为一篇完整的故事，但并不以情节取胜，着意的是人物心理刻画和语言魅力。第三卷表现大学那批年轻人青春期的躁动不安、对文学的追求、对现实的失望、对未来的迷茫，以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编织了这部小说中的欲望之网。此卷无论创作时间，还是故事发生的时间，都早于前两卷，其中人物的名字，也都进行了虚化，不再完整有序。
欧阳昱《绿色》。这是第二卷。
当年已经六十三岁的欧阳昱以“绿色”对青春给予回望与致敬。他精心布下这张欲望之网，让爱情故事自始至终贯穿全书，形成此网的兴奋点。在大学生守则上有着“不许谈恋爱”禁条的1980年代初期，小说中的角色不仅有爱，还有性爱；不仅有性爱，还有“乱爱”。他们当互相不在一起时，心中彼此都有暗暗爱恋的对象。与此同时，又因这种恋情的产生而深感不安，良心和道德常常受到双重谴责。这部长篇自传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就是要出轨；在谋篇布局上，总是不忘出新，追求创意，这是先锋作家欧阳昱的一贯行为。
如此前一年，2017年5月，他出版的《她：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台北猎海人出版社）。这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纽约在读博士真念双为了纪念她与已故作家修洁音之间的爱情，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并将其生前作品，主要是他的短篇小说整理成文。读者看到的就是她研究整理这位已故作家的全部过程和部分成果。真念双与修洁音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因对文学的追求而深深堕入爱河，情真意挚。小说循着他俩的足迹踏遍世界各国，通过他们之间的倾心交谈，逐渐展示了两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修洁音笔下所描述的一个早已逝去的时代风貌。欧阳昱一如既往地沿着自己的先锋之路，进行跨界探索。他把小说写得像诗，把诗写得像小说，同时融入了讲故事的新方法和新角度，在创作之路上再辟蹊径，勇攀高峰。
同年几个月前，2017年1月，欧阳昱还出版了《独夜舟》（台北猎海人出版社）。全书三十五万多字，题材涉及婚恋、家庭、文化冲突等当代问题，背景跨越中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国。故事描述代号为“8.59先生”的老作家在后失联时代为撰写最后一部长篇而把自己写到了失联的地步。在粉身碎骨的一刹那，幻化成了多重身份，既是编辑，又是翻译，还是教授、读者、游客、绘画点子人、小众情人、孤独症患者、无国籍人士、自殖研究者、非故事实验人、批评家、点赞家、双语写作人等一系列互不相连的角色。他死后，研究者把他没有发表的遗作逐渐搜集起来，拟在他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公示于人。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好一艘“独夜舟”！欧阳昱在其中发展了充满哲理性、思辨性的特立独行的风格。如论者所言，欧阳昱在《独夜舟》中的反传统写法，真可谓登峰造极。他采用了反故事(anti-story)、非故事(non-story)和抽象小说(abstract fiction)等颇富创意的新手法，结合独白、信件、日记、对话、衍文、误发、诗歌、散文诗、小说、译文、引文、非小说等各种传统文体，状写了多媒体、自媒体、国际空间和多元文化下交流中断、肉体阻隔、生不如死、生即是死等纠结不休的忧郁症生存状态。他探讨了时间的哲学问题、死亡的诗学问题、梦的小说学问题、丑的美学问题，以及其他诸多不被传统小说关心的问题，如生活在国缝、人缝和文化缝中的人的问题、性的问题和人性的问题。
三年之前，2014年3月，欧阳昱出版了原名为《柔埠》的长篇小说《淘金地》（江苏文艺出版社）。小说描述十九世纪中叶一万七千人踏上离家万里的旅程来到澳洲柔埠这个地方。他们为了淘金，忍受背井离乡的孤独，并要反抗、抵制白人公然的歧视。这些来自中国的淘金者，在逃过了饥饿、意外、伤病和人头税之后，能否最终摆脱艰难的困境，淘得黄金，荣归故里？这是一部十九世纪中叶海外华工的血泪淘金史，也是争取平等权的抗争史。这些故事被写入历史封存起来，而这段历史被他乡人忽视、被故乡人遗忘，当再次被翻开时，他们的名字上都已积累了百年浮尘，变得模糊不可辨认。现在，欧阳昱把这段历史翻开了，呈现在读者面前。人们评论说，欧阳昱和当年华人一样，是一位旅居澳洲的离乡游子。也许，只有像他这样的作者，才能切肤体会先民心中与家乡远隔重洋的孤独感。他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真切深刻的描述，让读者感同身受。
欧阳昱如何打动读者？他利用多重叙事角度和中英双语混杂使用，以不断变化的七十六篇对话构成作品的全部内容，而对话中作家的声音却近乎隐匿，带有零度叙事特征。作者的思考和探讨从眼下的现实伸向深远的历史。这里，就远不是处于东西方文化边缘的尴魀的问题了；而是不同种族在罪恶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所衍生的包括法律的社会制度统治支配下所得到的绝然不同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命运。这是一部解构历史的先锋小说。它之于历史，是一段负责任的还原；之于文学，是一种先锋的尝试；之于作者自身，是浓浓的情感的寄托。如评者所说，每一位迷失在高楼大厦间的、字里行间的、心灵间的漂泊者，都能在“柔埠”淘到属于自己的金。
至此，我们就要追踪到欧阳昱特立独行，充满先锋探索意识的发轫之初了。
早在1989年，欧阳昱就写就长篇小说《愤怒的吴自立》（墨尔本原乡出版社，1999年；台湾釀出版，2016年）。这部作品写的是1989年“六四”前的中国。主角吴自立是一个厌世的、充满严重叛逆情绪的二十一岁大学生，他觉得时代没劲、人生没劲、社会没劲、活着没劲。“真他妈的没劲！”于是，他突然意识到：“我只有彻底毁灭自己，才能整个儿毁灭世界。”这个吴自立，欲自戕而不能，终日沉浸在对死亡的暝想、对自我毁灭的设计、对他人地狱的仇恨、以及最终对另一自戕者的追寻之中。欧阳昱提供一个不仅仅是“发现死亡”而是要去“寻找一种最完美的自杀方式”的典型。
这部并无紧凑的情节的小说，充满幻妙的描写，谐音语意的建构，用死亡来消解死亡，用荒诞来解构荒诞。有人把《愤怒的吴自立》看成一个“后现代”故事（张奥列，《双语作家欧阳昱》（《澳华文学史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页226）。有人把它看成“现代主义”小说，而且在当时甚至明言：“该作品，无论从主题还是从创作手法，都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天书”式小说，可以说这是澳洲华人文学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现代主义小说。”（海洛英，《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澳洲之争──评《悉尼的中国男人》《动感宝藏》及澳洲华人文学创作》，网文）。《愤怒的吴自立》于1999年出版时序言作者乜人进一步把它标明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模本小说”。该序言认为：主人公的精神危机是其作为问题存在，受困于人之存在问题，最终堕入问题深渊的典型个案。作为一个存在于信仰的荒漠里，在精神的极限上自我摧残的人，他的一生，如同与他一起存在于生的囚笼的人之生死，不过是在给定的生存境遇里完成给定的命运（乜人，《愤怒的吴自立》序，《华文文学》，2015年2月，页115-117）。
可以说，在吴自立身上，明显充满著作者欧阳昱的思考；或者不如说吴自立就是欧阳昱的代言人。欧阳昱在作品中将琐碎的个人感觉无限放大，让读者从这种膨胀而琐碎的感觉中去体味人物对社会对时代的叛逆情绪和反叛精神。他更惊世骇俗地把这种抗拒、愤慨的情绪推向极致──死亡，而且是蓄意的自杀。作者以寻死的意念去表达一种愤怒和无奈，以寻死的意象去告别这个病态的时代不健康的社会。读者从中能感觉到，写作时的欧阳昱其实和主人公一样内心充满愤怒、无望、无力、迷茫，就如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坦率地说：“也许我跟吴自立的唯一相似之处在于，我们都想自杀，都在寻找一种最完美的自杀方式。在找到这种方式之前，我们都还没死成。”事实上，欧阳昱的不少作品，都触及到“死亡”的话题或字眼。“死亡”意识贯穿于其创作中，似乎是他情有独钟的艺术思考角度。甚至在1997年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上，欧阳昱也用“死亡”作演讲题目──他问道﹕“文学死亡了吗？”（欧阳昱，《文学死亡了吗？》收在夏祖丽主编的《文化跨越──中华文化与移民文化国际研讨会文集》（文化建设基金管理委员会1997年12月出版，页71-76）。
“真他妈的没劲！”吴自立这句话，相当点明这个“后现代”故事。他吓人的话还包括：“我只有彻底毁灭自己，才能够整个儿毁灭世界。”我早在二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试谈澳华小说的认同关切》中，就指出，“死亡”意识似乎是欧阳昱情有独钟的艺术思考角度，显示了他不屑世俗的文人傲骨及忧患意识，让他的《愤怒的吴自立》这部作品在人生的思考、哲学的探讨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我们可以探问：《愤怒的吴自立》写的是中国；但“吴自立”显然也已“移民”澳洲。最重要的是，作品的作者欧阳昱是这一群移民澳洲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中的一员。他在澳洲拿了博士头衔，选择中英双语写作，充当英语文坛和中文文坛沟通的角色，被认为是他的最佳选择，对澳华文学的推动也功德无量。在自由民主澳洲的背景下，欧阳昱执着于他的“死亡”意识，十年期间费尽心力也要出版他的《愤怒的吴自立》，具有什么启发意义呢？表现不屑世俗的文人傲骨以及灵魂深处对世俗格格不入的焦虑？进而论之，这是否是处于东西方文化边缘所感受而且无法摆脱的尴魀的一种极端折射？（此文收进本人《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香港当代作家出版社，2004年5月）。
二，探索、创新、实验：欧阳昱的“另类”诗作另有深意
在整个澳大利亚文坛，欧阳昱一开始就以诗歌特别是英文诗歌创作出名。他的英文诗歌连续十多次入选澳大利亚最佳诗歌选；英文诗集《异物》获悉尼2003年快书诗歌奖；中文诗歌两度入选中国最佳诗歌选。这位喜欢探索、创新和做实验的诗人，写起诗来更充满先锋探索意识，更以特立独行给人们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例如，关于“死亡”。如果说当年在澳华留学生小说中，对死亡作最“另类”的描写非欧阳昱莫属，那么，他那部1997年出版的约三千行英文长诗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死亡就是其关键词。长诗第五章中写道：
那瞎眼的算命老头已经告诉过他／在变成另一种东西的过程中你成为你自己／你那失落的身份将永远把你拖向／混乱的中心／最好安于如此／因为它是你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有如你习惯死亡／生存本身于你是一种折磨／比死亡更甚（见钱超英编，《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页256）
一个“中国诗人”是这部长诗的主角，在一个个片段的场景中，他骄傲、自卑、激昂、沮丧、愤恨、幽默、反叛、退守，自我庆幸又自我哀怜，回顾和展望都惟余茫茫。在一个人生意义的废墟中，他飞舞于一堆无法守护的身份碎片，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有任何回归的退路，因为他属于一个带有弗洛依德式“死亡冲动”的、象鲸鱼一样扑岸自杀的神秘群体。欧阳昱把他的“诗人”所经历的身份追寻历程描写成发现死亡的过程（见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欧阳昱这部充满先锋探索意识的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的重要文献。
欧阳昱确实一开始就很“先锋”。2009年，欧阳昱在诗集《慢动作》（原乡出版社）“自序”中说：“先锋的意义至少有三：一，不写别人写过的东西；二，写别人不敢写，也不愿写的东西；三，写到完全没有可能发表的程度。……”他还说，“先锋不是姿态，而是一种亲力亲为的实践活动。”“先锋是一种精神，但它一定得实事求是、实字求字、实诗求诗地加以实践。”欧阳昱那些极富形式感的诗歌，说极具语言破坏力，不如说极具语言创造力，以至无法翻译。他在2017年5月出版的第十部中文诗集《入诗为安：一首不可能译为任何文字的诗》（台北猎海人出版社），如他自称那样，是一部不可能在中国出版的诗集，也是一部除了中文之外，不可能翻译成任何外语的诗集。它是诗人关于要写到不可发表、写到无法翻译之格言的真实写照和实践结果。全书以“诗”入手，改写、改装、插入、消解、溶化、颠簸乃至颠覆中国成语、古诗句、当代语汇、经典名言等，并把既定的语言、语汇和语言秩序加以肆意拆解和双语化，无不以“诗”进入一切，直到“入诗为安”。这部诗集前前后后写作了三年多，并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场合朗诵给不同的熟人和朋友听，不少人的名字也以“诗”的名义进行改写后入诗为安了。
欧阳昱说，总之一条，世界之大，诗歌无处不在，包括厕所里的告示，他看着根本就觉得是一首诗。“好坏对我无所谓，只要好玩就行。”（磨铁读诗会网站）
“拾得诗”是欧阳昱诗歌实验的一个重要类别。何谓“拾得诗”？欧阳昱说，简单说来就是把任何地方，包括报纸、杂志、产品说明书、课本等上看到的文字拿来，略略加以改造，如删节、调整行距、分段等，重新加工为诗，这有点像民国时期三十年代文人看了外国影片之后，根据影片内容，重新翻写短篇小说，也有点像成龙的武打电影，不用专业武器，而是随手抓到什么，什么就是武器。至于什么材料和内容会刺激欧阳昱去“拾得”？他开始想要“拾得”的时候，最看重原始材料中的什么特质？对这个问题，欧阳昱觉得很难说。他说，比如最近他看足本《金瓶梅》，对那种对性爱的描写就特别感兴趣，大篇幅地拾得。还有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如果翻译到一段特别有感觉的文字，他会停下来，立刻拾得为诗，比如写鱼的那首，就是翻译海明威时出现的。
欧阳昱的《重放》一诗（见磨铁读诗会网站），被选入“汉语先锋·2021年度最佳诗歌100首”中。这首诗“好玩”地把一节诗重放了四次，如入选理由所言：这样，如果大声读出来，用各种节奏、各种抑扬顿挫、各种南腔北调去读，越读越会觉得这首诗的效果太好了。欧阳昱对于形式的探索真的是层出不穷，他的脑子里装了一个神奇的百宝盒，仿佛随时都能从中掏出一些bling-bling的东西来。在欧阳昱这里，形式主义充满了创造力，充满了生命活力。(磨铁读诗会)
“好玩”中自然有关于“性”的。他数量庞大的万余首诗中，很多诗歌因直白、不避粗俗鄙陋而对读者构成直接而强烈的冲击力，对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底线进行挑战，特别是他的性爱诗。《B系列》里的二十三首“B诗”，从其标题已经知道写的是什么：《找 B》《换B》《审 B（1）》《卖 B（1）》《日 B》《摸 B》《假 B》《看 B》《傻 B（1）》《舔 B》《玩B》……。这些诗大部分创作于1998年，也有的作于1999年，评者注意到，这个时间节点颇有意思，刚好是在中国大陆网络诗歌风起云涌的前夕，同时，也是轰轰烈烈的“下半身”诗歌运动的前夜。这组《B系列》是真够惊世骇俗的。其实，在欧阳昱出版的四十多本诗集中，其性爱诗占的比例也不小，比如《啊，月下的树荫多么宁静》《我多么渴望，有一个女人》《渴望裸体》《性的告示》《性爱是一件体力劳动》《黑美人》《迪斯科舞厅》（Discotheque）、《妓女们》（Prostitutes）、《性而上》（Sex Up）……等，这些诗中，性语言、性动作、性暗示屡屡出现。据说欧阳昱写的性爱诗远远超过千首。有人说，这些性爱诗歌让人读后感觉他有时是在以下半身思考用上半身写作，有时又是在以上半身思考用下半身写作。他在用性爱诗挑战自己写作底线的同时，也在挑战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底线。不了解他的读者，猛不丁读到这些诗，可能会感到不舒服（倪立秋《欧阳昱：在中英双语之间自如游走》，网络）。
但是，必须指出，欧阳昱许多所谓“另类”诗作，在探索、创新、实验的旗帜下，亦可能另有深意，大有深意。
例如，欧阳昱2004年8月由原乡出版社出版的第四部中文诗集《限度》中的诗。例如其中这首《中》：
不就是中不溜儿／不就是中庸之道／不就是中国的中吗？／中不就是／口／中间竖着插了一根钉子／而成中的吗？／不就是用钉子从一只空心盒子正中穿过去／而成中的吗？／拔掉这根从中作梗的钉子／让它成为无遮无拦的口吧！
这首叫《中》的诗，步步推进讨论“中”字。一个简单的汉字，欧阳昱却从中发现“游戏”的由头——不，是发现“深意”的所指。这个“深意”太丰富太深刻了。我分明听到欧阳昱对几千年中央皇朝的控诉。中国人何时可以口无遮拦有言论自由？当然首先要“拔掉这根从中作梗的钉子”。这是什么“钉子”？就是专制独裁统治。
欧阳昱这些好玩的“游戏”诗歌，往往“图穷匕首见”，关键在诗的最后结尾。看看《拆卸祖国》这首：
祖国其实不是母的／先看“祖”／左边是个“示”／显示的示／右边是个“且”／念“qie”／还／念“ju”／现在来把“且”／“ju”（举）一“ju”／看它象个啥玩意：／“且”／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原来是个阳具／现在明白为什么它又念“qie”了吗？／原来下面两个卵蛋被人切去
中国人都喜欢说祖国是“母亲”，而欧阳昱偏偏要说“祖国其实不是母的”。欧阳昱绝非开玩笑，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据权威专家考证，并得到业界共识，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被出“示”的“且”是个象形字，有两个意思，其中特别是表示男性生殖器的文字符号，后来在汉语里出现“祖”这个会意字，可谓出于男性生殖器崇拜意识。欧阳昱从“祖国”里拆卸出“阳具”，又发现它“原来下面两个卵蛋被人切去”了。我不禁要问，是什么使到本来是“公”的国家残废，而且残废到不成样子，不就是那些专制独裁的统治者最拿手的把戏吗？不就是那些统治者把国家变成“母”的而大肆强奸吗？也是诗人的杨邪说得好，欧阳昱“所谓文字游戏，只是他穿着的掩人耳目的外衣而已”。读者只要仔细体味就应该感受到欧阳昱的严肃，甚至愤怒。（杨邪，《几个标本，一柄标杆：欧阳昱诗歌与小说印象》，《华文文学》，2013年2期；也见网络。）
《限度》这部诗集中的许多诗作，或多或少都带有“游戏”的性质，但其中的深意是可以发掘的。
其实，欧阳昱的诗作往往带着极强的各种各样的而且是先锋性的批判意识。他早在1997年出版的那部英文长诗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如此，2012年出版的The Kingsbury Tales: A Complete Collection（《金斯伯里故事全集》，Otherland Publishing）更是如此。
欧阳昱这部重要作品并非简单的诗歌合集，它借鉴“英国诗歌之父”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的形式，更像是一部小说，尽管缺乏传统小说的整体情节，分为多个章节，如“历史故事”、“女性故事”、“移民故事”、“新加坡故事”等。欧阳昱的灵感来自地名金斯伯里（Kingsbury），这是他1991年从中国到澳洲后定居之处，在这个充满多元文化的地方，他首次接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并与之发生冲突。在这部作品中，欧阳昱传递一种因对世界无法理解而产生的错位感与悲剧感，这种体验既来自诗人本身，也来自他笔下的角色。欧阳昱选择了一种直接且愤怒的方式，揭露种族主义、语言冲突以及对中澳两国社会问题的批判，不仅捕捉了个体的孤独和边缘化，也揭示了文化交流中深藏的荒谬与不和谐。
小说家和诗人希瑟·泰勒-约翰逊（Heather Taylor-Johnson）称《金斯伯里故事全集》为“直白的诗歌，没有废话”。她写道：“欧阳昱并不想展示渴望。他表现的是愤怒——对种族主义的愤怒，对语言的愤怒，对中国追求西方化的愤怒，对澳大利亚缺乏追求的愤怒。”（“This is straight-talk poetry. No bullshit. Yu does not wish to demonstrate longing. He depicts anger. Rage against racism. Rage against language. Rage against China and her drive to be Western. Rage against Australia and her lack of drive.”Cordite Poetry Review, 6 February 2009）
欧阳昱这本书得到了澳大利亚著名诗人约翰·金塞拉（John Kinsella）的高度评价，他称之为“一部杰作——‘澳大利亚诗歌’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I think this work is a masterpiece － one of the greatest books of ‘Oz poetry’.”见网络）
诗人评论家大卫·麦库伊教授（Prof David McCooey早在评价欧阳昱的The Kingsbury Tales: A Novel（《金斯伯里故事：一部长篇小说》，Brandl & Schlesinger出版社，2008年）时，就这样说过：
欧阳昱的诗歌辛辣、幽默、充满政治讽刺，始终关注现实的陌生、多样与恐怖。《金斯伯里故事》是他的一部重要新作，充分展现了欧阳昱的才华与广度。作品充满了历史、记忆以及日常对话中的故事，是一部既深刻震撼又极具娱乐性的诗歌作品。（“Ouyang Yu’s poetry, acerbic, funny, wickedly political, is unremittingly concerned with the strangeness, multiplicity and horror of the real. The Kingsbury Tales is a major new work that shows Yu’s brilliance and range. Filled with stories from history, memory and everyday conversations, The Kingsbury Tales is both a profoundly shocking and entertaining work of poetry.”中文为本文作者翻译，英文见网络。下同。）
的确，《金斯伯里故事全集》是一部融合了愤怒、幽默和洞察的极具对话性和探索性的诗集。通过对诗歌与小说形式的模糊界限的突破，欧阳昱在这部作品中展现了他深刻的文学洞察力。对那些对诗歌、历史话语以及跨文化冲突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部书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文本。
欧阳昱于2022年10月10日出版的新书Foreign Matter & Other Poems（《异物及其他诗歌》，Ginninderra Press)也是充满先锋批判意识。人们读这部新诗集，觉得欧阳昱不屑于区分所谓“高雅”所谓“低俗”的艺术，他在解构诗歌，逐步拆解、重新思考并重新设计这门古老的艺术。他利用一切设备和手段，以一种充满语言游戏的方式穿梭于英语之中，来创造属于他的“反诗”品牌。人们发现，在欧阳昱这部“反诗”诗集里，有一种带刺的观察，澳大利亚常被描绘成一个“反乌托邦”，一个充满波动却又平淡的文化大熔炉，混合着被接纳和被引入的各种文化，是一种“充满监狱”的自由；被流放的角色们在愤怒与屈服、愤世嫉俗或是愕然之中闪烁不定，甚至出现心理崩溃。如书评人所说，欧阳昱徘徊在游离的边界上，观察着家庭生活、政治、悲伤和知识，以锐利的批判性和微妙的诗句粉碎了任何界限，其“异物”既是催化剂，又是挽歌。他是后民族、多语种、多元文化的诗人部落中一位值得尊敬的成员，一位无边界的诗人，一位真正的国际诗歌共和国的公民。他证明了单单以诗歌为生命意义和价值便已是无价之宝藏和美好的目的。
欧阳昱双语诗集《永败之旗》
于2019年1月1日出版的Flag of Permanent Defeat（《永败之旗》，Puncher & Wattmann出版）是欧阳昱融合双语写作的代表作。这本诗集收录了诗人自1982年到2019年的二百零七首英汉双语诗，囊括了他大量的实验性作品，包括声音诗、无字诗、摄影诗、概念诗、拾得诗及拼音诗等多种形式的探索性诗歌，在中文和英文之间无缝流动，最具趣味也最具挑战性，充满了反叛精神。诗集封底印了一句别出心裁的广告语：“Ouyang Yu is still alive, and writing. This is his most posthum(or)ous work.（欧阳昱还活着，还在写。这是他最后幽默或死后而生的作品）”。
人们评价道，这就是欧阳昱和他的诗作，它们可以是任何东西，唯独不会是平凡或平庸。
人们说，在欧阳昱英勇的诗歌旅程中，没有什么能够征服他的独立与独特。他的诗歌总是生猛、新鲜、激烈而有力。
人们非常欣赏欧阳昱活泼的生命力，觉得他的实验精神和创新精神让他不知疲倦地疯狂折腾，他甚至命令自己去实现一种完全不能为当世接受的先锋精神。
澳大利亚著名诗人迈克尔·法瑞尔（Michael Farrell）也禁不住赞叹道：“Yu brings a refreshing oddness to the oddness of Australian poetry……（昱为澳大利亚诗歌的奇特更增添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奇异色彩）”（Flag of Permanent Defeat诗评，网络）。
《永败之旗》书名出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欧阳昱就像那位老人一样，坚信，而且以行动证明，人可以被摧毁，却不会被击败。那面“永败之旗”正是一面永久胜利的旗帜。
再回头看看早年欧阳昱出版的第四本中文诗集《限度》开篇第二首小诗《把》：
母语／带／回国／让／大家／操／去吧／我／带／父语／出／海／把这颗独种／撒下
有人看出了《把》诗绝对不是纯粹的语言游戏之作，但认为它是表达诗人“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同时也从一种语境进入另一种语境”的“苦涩与无奈”（杨邪，《几个标本，一柄标杆：欧阳昱诗歌与小说印象》，《华文文学》，2013年2期；也见网络。）。我的解读不同。相对于“母语”这个人所共知的词，欧阳昱独创“父语”这一个全新的概念。“父”是可以下“种”的。如果说，“父”下“种”虽正常却平常；那么，“父语”下“种”就非同小可了，而且欧阳昱还不是一般的“下”，他是“撒下”！所以，在我看来，这首《把》诗可谓欧阳昱的宣言，他的确“毅然与决绝”表达了他“出海”弘扬中华文化的雄心壮志——他将有一番“撒下”“父语”“独种”的壮举。从欧阳昱“出海”至今三十多年文学文化业绩来看，他大大超额实现了他的宣言，他的壮举引人注目，非常成功。
三，从表现他者到译想天开：欧阳昱的学术探索
欧阳昱的探索精神当然也表现在他的学术论著上。
2008年，欧阳昱出版了Chinese in Australian Fiction, 1888-1988（Cambria Press出版）。他于1995年获拉特罗布（La Trobe）大学英文系澳洲文学博士，本书是他博士论文的修订版。
此书中文版书名为《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华人，1888-1988》，如书名所示，本书的中心词是“他者”（the Other）。简而言之，“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可见或不可见，可感知或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这个由自我意识建立用于区分他人的意向所形成的概念，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及文学中，有着广泛的讨论。派生出来，学界认为有几个概念需要了解。
在现象学中，他者或称“建构出的他者”（the Constitutive Other），以别人与自己的差异来辨别其他的人类，是一个自我形象中累积性的构成因素。同时作为真实的一种确认。因此，他者是自我、我们、同类人的相异及相反的概念。建构出的他者是人格（本质本性）及人（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是本质及个人身份的表面特征之间的关系，它与相反但相关的自我特点对应。因为这些差异是在自我之内的内在差异。
他者拥有的特性，称为“他性”（Otherness）。他性条件和质量是与一个人的社会认同有所差异，以及异于自我认同的状态。他者的“谁人”及“什么”的特性是区分并隔离自：事物的象征性秩序、真实（真确而不变）、美学（艺术、美丽、味道）、政治哲学、常规、社会认同及自我。因此，他性的条件是一个人对于该社会中社会常规的不一致性。同时他性是剥夺权利（政治排斥）的条件，由国家或者社会机构（例如：专业人士）作出，以相应的社会政治权力投资而得成。因此，他性的执行会将被标签为“他者”的人从社会的中央疏离，随而将他置于社会的边缘。
至于“他者化”（Othering），是指标签及定义他人为一个次等人的化约性行动。它视某人作为属于社会下等类别的他者。他者化的行为将不切合社会群体的常规的人排除，这些常规也理解为是自我的一个版本。相似地，在人文地理学，他者化的行为意味着将他们由社会群体中排除并置换他们到社会的边缘，以致不再将主流的社会常规应用于他们，成为他者。
这几个概念很重要。的确，“他者”研究是当代显学。欧阳昱一到澳洲，一开始博士研究，就抓住这个当今学术重大问题，以“表现他者”为主题，寻找澳大利亚小说中的华人，特别是，澳大利亚小说如何“表现”华人——“他者”。
欧阳昱把他的研究范围刻意地定为1888年至1988年，即开始于澳大利亚各州（各殖民地）第二次会议决定将华人移民排除在这个国家之外的1888年，终结于澳大利亚建国二百周年的1988年。欧阳昱把这一百年分为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1888-1901年），欧阳昱探讨了早期《公报》作家在小说中将华人描绘为“恶他者”的初步尝试，澳大利亚对“黄祸”恐惧的兴起所引发的“入侵文学”中的反应，以及盎格鲁-澳大利亚作家在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中对华人的帝国主义权力意志。在第二个时期（1902-1949年），除了继续探讨在大众文学中对华人的恐惧和刻板印象，欧阳昱还引入了文学“亲华主义”的新现象，这种现象使得华人形象的表现呈现二分法，并着重探讨了华人女性的形象。在第三个时期（1950-1988年），欧阳昱聚焦于政治化的问题，这种政治化使文学界对华人的态度呈现两极化，并探讨了澳大利亚的“亚洲写作”如何作为殖民写作的延伸，继续将华人视为“他者”，并探索多元文化写作作为一种替代性表现方式。
欧阳昱下了很大功夫，在此书从文化大背景、地理原因、微妙的民族心理等方面并应用西方文化理论详细论述和深入探讨了一百年间澳大利亚小说中对华人的形象描绘，并在书末的“作者评述”中简要更新了之后的华人虚构形象。这部书也是身为华人的欧阳煜对自己祖先留下的身影所做出的捕捉和探索。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被他发现了：在澳洲历史文献中，早期的居澳华人一般被视为“勤劳俭朴、奉公守法”，是“整个社会的典范”；但在澳洲作家笔下，华人却成了邋遢懒散、奸诈狡猾、心怀鬼胎、面目可憎的“异类”。为什么官方文献和作家笔下的华人形象反差如此之大？欧阳昱发现澳洲人容易轻信“黄祸”之类的言说。
对Chinese in Australian Fiction, 1888-1988作比较严苛评论的是日内瓦大学黛博拉·马德森教授（Prof Deborah Madsen）。她也有这个领域的研究，例如与人合编的Diasporic Histories: Archives of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离散历史：华人跨国主义档案》，香港大学出版社，2009年）。欧阳昱在他的书中从理论上探讨了东方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如何将华人构建为“他者”，但这位教授在她题为“Orientalism and Its Stereotypes”（《东方主义及其刻板印象》，网络）的评论中，认为欧阳在方法论方面，尤其是在理论深度方面还是不足。对此，我觉得，作为一位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1991年来澳后便攻读博士学位的华裔，欧阳昱也许一下子对西方文化理论运用未必完全得心应手，但他将自己的华裔经验和智识背景带入该研究中应该是优点而不是缺点。正如欧阳昱自己说：“如今我已成为澳大利亚公民，作为小说家和诗人创作澳大利亚文学作品，我确实处于有利位置，可以通过在作品中交织我自己的写作来向澳大利亚人提供我的视角，以挑战他们的阅读”（Chinese in Australian Fiction, 1888-1988，页6）。但黛博拉·马德森教授却认为，这是一种如内外兼修的“局内的局外人”的身份定位（positioning as an “insider outsider”），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尤其是当这种‘内部人’身份仅仅基于一纸入籍证明时”。欧阳昱是仅凭“一纸入籍证明”吗？这样的否定，就很武断了。不过，这位教授在她上述评论最后，还是赞扬说：“欧阳提供了一项服务，将涉及中国移民和澳大利亚种族多样性问题的文学作品汇集到一个档案中。……作为未来学者可以深入挖掘的文献存档，这本书理应在大多数参考图书馆中占有一席之地”。（Ouyang has provided a service by making available in one place an archive of literary titles that engage with the issues of Chinese immigration and Australian racial diversity……As an archive that can be mined by future scholars, this book deserves a place in most reference libraries.见网络）
后来欧阳昱的学术著作还有好几部。
2013年12月，欧阳昱出版了《关键词中国》（台北新锐文创出版社）。这部洋洋三十三万言的大书，以后现代的散碎性思维和简洁的“笔记非小说”笔法，结合日记、笔记、信件、翻译等多种方式，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文学、历史、文艺批评、中西诗歌、文化身分、英汉文学翻译、英汉双语对比、中澳文学文化对比等主题，熔古今于一炉，集中外于一体，评人论事敢于一针见血，谈今说古自有独到见解。关于这部书的文体，论者觉得称之为“笔记”是最稳妥的了，但欧阳昱要特别创造一个词来冠名——“笔记非小说”，以表达和传统笔记里的“小说笔法”不同。
当然，《关键词中国》不是学院式的学术著作，它如同《契柯夫手记》,是一位诗人、小说家、翻译家、批评家所做的片段式笔记。但如人们指出，欧阳昱是一位批评家，他的批评对象，不仅仅是文学，更不仅仅是某一文体，他着眼于文化、社会、世界、未来，具备大视域，高屋建瓴地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他凭借渊博的学识，每天神驰万里，正应了陆机《文赋》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另外，人们还发现，欧阳昱去国二十多载，站立在广袤的澳洲大地远眺疮痍满目之故国，这一个姿势是极富意味的——作为一部批评之书的《关键词中国》，于某种意义上而言，亦即作者的一次漫长的不愿怀乡的怀乡。
本身也是诗人小说家的杨邪在他题为“透过关键词，我看见了什么”的“序二”说：“读《关键词中国》，我随处可以体会到作者对语言的娇惯与放纵，而恰恰是这种态度，让语言变得粗粝、富有质感，无比的元气淋漓。所谓‘脚往哪里去，我便往哪里去’，随心所欲，这是一种大境界，这种大境界，是对‘精雕细琢’这种操守与美德或者说‘行业准则’的蔑视、嘲弄与公然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抗，而是有力的反拨——我认为，这正是作者提供给大家的一种美学原则和深度示范。”著名作家张炜则情不自禁地说：“这是一本奇特的游走笔记，是目击书和沉思录。它以特殊的记录方式，呈现出斑驳陆离和繁复的美感，在清与浊、深与浅、远与近的不断切换中，直逼当代生存的真实。”诚哉斯言。
2016年，欧阳昱出版《澳中文学交流史》（台湾猎海人出版社）。此书本来签约在中国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但因欧阳昱在书里忠实叙述了1989年六四事件对两国文学交流的影响，终因政治原因而导致退稿要另寻出版社。这是一本全面状写中澳文学交流史的著作，从澳大利亚1788年建国以来一直写到2013年为止，是欧阳昱对澳中文学研究又一贡献。他还在书中指出，从1906年开始，就有澳洲文学作品被译为中文发表，只是作者的国籍被错标为美籍，这一发现也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个有价值的成果。
2017年10月和11月，欧阳昱出版八百多页分上下册的《干货——诗话》（台湾猎海人出版社），每册全球限量发行。这部书以短小精悍的散碎诗话形式，点评了古今中外大量诗人的诗作，包括作者本人的诗作和译作，表述了作者本人对诗歌、诗意、创新等的看法，并专门介绍了包括清单诗、拾得诗、录音诗、图文诗、spoken word诗等各种新型的诗歌形式。形式活泼，内容丰富，评人断诗不拘一格，思想超前，言词锋利。
作者回忆，这本书写得太久，用了六年多，也写得太长，将近千页，最后自删了十多万字。所谓“干货”，如欧阳昱“自序”解释：“干货一词，来源于一次讲话后，伊沙对我发言那篇东西的评价：好，都是干货。它触动了我。实际上，这是这么多年来，我写作的一个动机：为不管给谁读的人，提供一种扭干了所有水汁的干货。把浪费读者的时间最大限度地缩短。”
要谈到欧阳昱论述翻译的著作了。
欧阳昱翻译家的身份不容忽视。欧阳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期间就开始翻译，1995年博士毕业后长期以口译笔译为生，至今已出版译著大大几十部，其中有《女太监》《新的冲击》《致命的海滩》《绝对批评》等广获好评的学术译著，以及《大象：劳伦斯诗集》《如果我忘了你，耶路撒冷：阿米亥诗集》《老人与海》等文学译著。在三四十年的翻译生涯中，欧阳昱翻译覆盖面真的非常广阔，涉及文学、历史和学术著作，且是中译英英译中的双语翻译。他自己就说他所译书的内容，范围较广，有小说、诗歌、戏剧、杂文、游记、艺术评论、文学评论、医学文献、商业文件……等，又因他还从事口译，涉及法庭、警事、政界、医院、学校、工厂、公司等几乎应有尽有的领域，所以说他翻译庞杂纷乱，一点也不过分，前前后后加起来，等于是在两种语言里摸爬滚打了小半辈子。
欧阳昱无疑积累了巨大的翻译实践经验，这也可以“才华横溢，特立独行”来形容。他在翻译实践中逐渐否定了严复关于“信达雅”的说法，在翻译中践行翻译可以既不信、也不达、更不雅的观点。他曾经别出心裁自创了很多中英文新词，来解决这两种语言中无法对等翻译的难题和困境。比如：相对于“母语”这个词，他发明了“父语”这样一个新词。他在写《油抹布的气味》（On the Smell of an Oily Rag）时，就通过直译自创了一个词来给这本书定位，称其为“pen-notes nonfiction”（“笔记非小说”）。他把stereotype译成“滞定型”，把teenager译成“挺奶仔”，把scribblegum译成“草书桉”。他把英文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一词，生造出另一个英文词：“malticulturalism”，即“出了毛病或故障的多元文化”。他在墨尔本创办《原乡》文学杂志时，就故意将刊名英译为“OTHERLAND”(“异乡”)，很发人深省。这些例子不可胜数。欧阳昱的翻译成就得到业界的认可。例如，2014年，厚达884页的译著《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出版后获得2014年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翻译奖。2024年9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出了精装本。
2024年9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精装本。这是欧阳昱在书上给本文作者的签名。
欧阳昱把敢于创新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提炼总结成书出版，具有极其珍贵的参考价值。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能简单介绍一下。
如欧阳昱拖延到2019年12月1日出版的《译心雕虫》（重庆出版社）。作者积三十多年翻译百余本中英文著作的经验，与读者侃侃而谈，交流心得。欧阳昱每译一书，必作笔记。本书收录了四百余条翻译笔记，采取分条记述，运用“笔记非小说”的创新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沿着纵深和细节的脉络，描述、记录日常翻译工作和生活中关于翻译的点滴心得与体悟，剖析文学、商业等领域翻译时所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译心雕虫》不是教科书，也不是理论著作，翻阅本书，可以看到一位诗人翻译家追求完善的翻译心态、雕章逐句的翻译过程，中英翻译人员及对翻译感兴趣者均能从中获益匪浅。
在此前一年，2018年，欧阳昱出版了《译想天开：一个诗人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观》（台北猎海人出版社）。这是诗人兼翻译家欧阳昱写的一本类似读书笔记，谈翻译实践和翻译观的笔记非小说类作品。全书写作费时五年多，其间翻译出版了五六本译著（含中译英、英译中的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及其他艺术类作品），从中提取了大量鲜活、生动的实例，并在《译心雕虫》的基础上，由此而又生发了“模糊翻译”、“翻译心理学”、“翻忆”（翻译记忆学）、“总体翻译”、“口语化翻译”、“不译”、“创译”，以及“实验翻译”等自创微理论。本书与之前《译心雕虫》的叙述形式不同之处在于，给出每一个实例时，都要事先问读者一个“怎么译”的问题，让读者参与思考和试译，然后对照译者下面给出的译文。总的来说，对于欧阳昱，一切以创意为前提。
当然，欧阳昱的学术研究探索决无止境。今年（2024年），欧阳昱又推出他最新的学术著作Memories and Voices: A Book of Criticism（《记忆和声音：批评之书》，Otherland Publishing）。这是自从他出版的两部文学评论集——《偏见：挑衅的中/澳人》（Otherland Publishing，2007年）和《超越黄种的苍白：随笔与评论》（Otherland Publishing，2010年）以来，现已出版的第三部文学评论集。这本书一些标题如《欧阳对话昱，以非随笔形式》《莫言，我的中国，自我殖民与幻觉》《自译与双语写作：跨国作家在机器翻译时代的定位》等，分布在五个章节之下：“访谈与自我访谈”、“关于中国与移民”、“关于诗歌与创作失误”、“关于翻译与自译”以及“关于文学批评、自我批评、跨越文类与双语写作”。这部“批评之书”关注作者作为译者、自译者、评论家和自我评论者以及诗人的一系列深切关注的问题，既是欧阳昱极富价值的文学创作的经验之谈，也深刻显示他对各种经验的独特见解，无疑很值得业界深入探讨。
欧阳昱特立独行，充满先锋探索意识，当然也表现在他的英文小说中。
欧阳昱的英文长篇处女作是2002年10月1日出版的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东坡纪事》，Brandl & Schlesinger出版）。小说中，欧阳昱带领读者踏上了一段史诗般的旅程，前往中国内陆一个著名的文学小镇。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正在寻找新生活的澳籍华裔诗人庄道，他回顾了自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往事，以及导致1989年“六四”的一系列事件。庄道在翻译自己在“六四事件”期间写的中文小说的同时，还为一家澳洲公司做研究。身份、边缘性和后殖民性在这个浓烈的澳华故事中被大规模地探讨。
欧阳昱英文小说《东坡纪事》
欧阳昱透露此书就是宋朝伟大诗人苏东波对他的直接影响，书名即是对他的指涉，小说中的“东坡市”即是他熟识的亲切的家乡黄州。但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王腊宝、赵红梅认为，当代移民作家如欧阳昱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家园意识”。他们共同撰写的一篇得到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AA101214)赞助基金的文章强烈谴责欧阳昱，认为《东坡纪事》暴露了作者迎合移居国主流社会、套用东方主义话语对祖国竭尽攻击的意图（《王腊宝、赵红梅，《“流亡者归来”——评欧阳昱小说《东坡纪事》中的反家园意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页78-82）。然而在澳洲，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可谓一鸣惊人。它一经出版，悉尼大学英文系就把它选为教材，并邀请欧阳昱前去讲学授课。《堪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认为它“诙谐、愤世嫉俗且粗俗”（amusing, cynical and bawdy）。澳洲另一家杂志《超越》(Overland)则称它“让读者面对令人不快的现实真相，作品既辛酸、又痛苦、发人深省，还充满幽默与悲伤。”（It confronts the reader with unsavoury home truths and it is poignant, painful, provocative, funny and sad.）《东坡纪事》荣获2004年南澳文学创新奖，并入围2003年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南澳文学奖评审词说：
“欧阳昱的作品创新、引人入胜，常常让人不舒服。它从一个移民澳大利亚的中国人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关于多元文化社会是否能真正实现完全融合的令人不安的问题。”（Innovative, compelling and often profoundly discomforting, Ouyang Yu's book is wri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Chinese immigrant to Australia it raises troubling question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fully integrated multicultural society.）
过了八年，2010年8月，欧阳昱出版第二部英文长篇小说The English Class（《英语班》，Transit Lounge Publishing出版），于2011年获得新南威尔士州总督奖，并四次入围其他大奖。这部小说主角叫京。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时，他是一个在乡村度过几年当农民的知青，后来在一个省级造船厂当卡车司机。京在恶劣的环境下，一边开卡车一边自学英语，最终通过考试进入东湖大学的英语班。在那里，他遇到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并爱上了英语老师瓦格纳博士的疏远伴侣德尔德雷。这部小说生动地细腻入微地刻画和展现了一个渴望西方生活的中国卡车司机的虚构生活。与欧阳昱的许多作品一样，它探讨了许多中国人移居英语国家的渴望，也微妙地解构了殖民主义的机制。
欧阳昱英文小说《英语班》
澳洲英语文学界许多人认为《英语班》堪称一部杰作，技艺精湛，引人入胜、是一部既睿智、勇敢又富有娱乐性的小说。澳洲当代非常著名的小说家亚历克斯·米勒（Alex Miller）评介说：此书是
“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和澳大利亚文化的理解，这是一场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史诗般的旅程，欧阳昱以令人信服的诚实和激情讲述了这个故事”。（an utterly authentic story which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both Chinese and Australian culture, an epic journey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recounted with all Ouyang Yu’s compelling honesty and passion.见网络。）
组成欧阳昱“黄州三部曲”的第三部英文长篇小说Loose：A Wild History（《散漫野史》，Wakefield Press出版）则接着于2011年出版。
欧阳昱英文小说《散漫野史》
这是一部颇具挑战性的书，属于极端的后现代元小说（meta-fiction），由多个交织的叙事线构成，其中一条是欧阳昱在离开澳大利亚十年后重返中国的经历，另一条则是小说写作本身。在这些叙事之间，还穿插了各种日常琐事，号称来自欧阳昱的日记和笔记，记录了他在中国期间的经历以及他在墨尔本生活的点滴。有许多短暂的故事情节，稍纵即逝，闪烁不已，还出现欧阳昱那个因信仰法轮功而遭到当局惩罚而去世的弟弟。书中充满有趣又古怪地闪烁着的灵感，充满思想，而这些思想相当发人深省：对作为移民的疏离感的探讨，对在新旧国家中同样感到格格不入的体验，身为现代中国人的感受，以及言论自由的实际意义等等问题的思考。
欧阳昱不仅用后现代手法来展示技巧，更是将其作为探索身份的工具，也探讨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让读者在真假之间猜测。如果说它最大特点，那就是——如书名所示：“散”。整部作品就像大杂烩，无所不包，也没有清晰的情节结构。各章节不按传统的数字顺序排列，而是随意加小数点；书中包含日记、回忆、笔记、信件、录音、电子邮件和其他文字资料的片段。小说让人感觉是一部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各种故事真真假假混在一起，后现代的拼贴手法被用到极致。
亚历克斯·米勒这样形容说：
“如何向你描述《散漫野史》？我曾称它为伟大的澳大利亚反小说，但它并不试图遵循任何传统形式，表面上它反对一切——反纪录片、反回忆录、反文化史——其中几乎没有虚构的成分。除了在诗歌方面采用了较为传统的方式，它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的强度和嘲讽拒绝了各种文学形式的规范。”（“How to describe LOOSE to you? I've called it the great Australian anti-novel, but it doesn't seek to respect any of the conventional forms and is, on the face of it, anti-everything，anti-documentary, anti-memoir, anti-cultural history — there is very little of fiction in it. Except for poetry (where its approach is conventional) the disciplines of the various literary forms are rejected repeatedly and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vehemence and ridicule.”见网络）
澳洲书评家丽莎·希尔（Lisa Hill）对《散漫野史》评价甚高。她说：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喜欢和欣赏这种写作风格的人群中以某种方式流行起来。这是因为我认为，昱和布赖恩·卡斯特罗以及杰拉尔德·默南一样，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潜在候选人。”(I want this book to go viral somehow amongst those who like and admire this kind of writing. This is because I think that along with Brian Castro and Gerald Murnane Yu is a possible candidate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见网络)
希尔把欧阳昱与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和杰拉尔德·默南（Gerald Murnane）这两位备受赞誉的澳洲作家并提，实在非同小可。该知道，布赖恩·卡斯特罗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文化身份的探讨而闻名。他的小说《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获得了维多利亚州总理文学奖和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并被评为新南威尔士州年度图书。此外，他还荣获了2014年的帕特里克·怀特文学奖（该奖项由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设立，旨在表彰对澳大利亚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作家）。杰拉尔德·默南则以其对记忆、身份和澳大利亚风景的独特描绘而著称。他的作品《平原》（The Plains）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文学的经典之作。默南曾获得1999年的帕特里克·怀特奖和2009年的墨尔本文学奖，并多次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
欧阳昱于2017年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Billy Sing（《沈比利》，Transit Lounge出版），在内容上更在写作形式上一反他的“黄州三部曲”。这是澳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著名的狙击手沈比利的真实故事，书封面就是截取比利1915年随军赴欧途中在埃及休整时照的的一张照片。
沈比利于1886年出生，母亲英裔，父亲华裔，他和两个姐妹在昆士兰州的乡村长大。1914年，他是最早的一位参军者，以出色的射击技术而闻名。欧阳昱以第一人称叙述，借比利的眼睛去看残酷的战争和无所不在的种族主义。在讲述比利辉煌却充满矛盾的生活以及战争的恐怖时，欧阳昱以富有想象力的笔触捕捉到身为局外人和英雄在自己国家的双重身份及其带来的困境，作者对华裔澳洲人的理解使叙事充满敏感和深情，呈现出另一种人生的精妙体验。这是一部既诗意又现实，既炽热又清新、既精致又残酷的小说。这是一个悲伤而深刻的故事。
《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一个尚未逝去的世界》（Contemporary Australian Literature: A World Not Yet Dead）这部名著的作者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irns）评论《沈比利》说：
“……在他最为凝练、易懂且充满人情味的小说中，欧阳昱用强烈的情感与悲剧性的深度，将历史中遥远的人物带回了现实，让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感受到他的痛苦。欧阳将沈比利带回了几近被遗忘的澳大利亚历史中，但也让我们深刻地反思，这段历史究竟是什么，未来可能会怎样。这本书极其精彩，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In his most concentrated, accessible and humane novel yet, Ouyang Yu brings a figure from remote history fully alive with intensity and tragic depth, lets us hear his voice and feel his pain. Ouyang restores Billy Sing to an Australian history that has threatened to erase him, but leaves us fundamentally unsettled about just what that history has been and might be. This book is terrific, it moved me to tears.”见网络）
欧阳昱迄今最新一部也是他第八部英文小说是去年（2023年）出版的All the Rivers Run South（《条条河流向南流》, Puncher & Wattmann 出版）。
这部获得澳洲政府两年创作基金赞助的书，厚达414页，它以实验性形式呈现，通过复杂的多层次的叙述，将历史与虚构相融合，在小说中包含又一个小说，声称是一部来自中国在Laurendal大学攻读创意写作博士学位的已故学生张宝辉的未出版的博士论文草稿。英语书评人也说在澳洲人们并不常见这样的书；这部实验小说并非为所有人而写，但它会吸引那些勇于探索的读者，虽然起初他们需要花一点力气才能弄清故事的脉络。里面有关于一位据说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淘金热时期活跃的名叫阿辛的街头讲故事者的虚构传记，这个“传记”由张宝辉叙述，张的博士导师是斯泰西教授。随着深入探索澳洲历史，张宝辉把学术论文变成一系列思维爆发、日记条目、刻意记录的记忆空白、迷你历史故事、零散的诗歌片段、关于历史和虚构的哲学沉思，以及他自己关于疾病、性模糊、爱情或无法实现的爱情的故事。他把阿辛的故事与自己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他的充满了破碎的记忆、沉思和自我反省的创意论文，展现了他面对一系列问题的内心挣扎。这本书让读者窥见张宝辉的自我发现之旅，同时探讨跨文化联系、疏离感，以及拥抱或调和多重身份所需的韧性等更广泛的主题。
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散文家、评论家和诗人德克兰·弗莱（Declan Fry）分析道：
我想说欧阳昱在玩弄语言，但其实不然：他所做的是认识到语言在玩弄我们。这种散漫而几近迷幻的叙述融合了欧阳昱长期以来的执念：身份、历史、文化伪善、种族、叙事的本质。我们该如何接近这样一个松散如生活本身的故事——一个必须尊重生活的杂乱无章的故事，仿佛生活的第一稿也是终稿？《条条河流向南流》探讨了如何回应历史，面对一种无法用单一方式叙述的历史（这一点也可以用来形容欧阳昱的作品）。它让人联想到哈维尔·马里亚斯曾说过的有关虚构的观点：在虚构作品中，某种比历史更真实的材料呈现在我们面前。作者创造历史，为我们展现生活的真实，以及在其中寻找意义的挣扎——无论是个人历史，还是地缘政治的历史——同时保持对偶然性以及死亡的开放态度（无论是象征的还是字面的）。这构成了历史唯一可担保的凭据。欧阳昱抚慰受苦的人，也震撼舒适的人。《条条河流向南流》对那些曾与卡尔德隆一样认为“人最大的罪行是出生”的人们，既是一剂抚慰也是一记猛击。（英文原文因篇幅关系删去，可见All the Rivers Run South书封底。）
对于亚历克斯·米勒，他禁不住这样说：
“在过去三十年里，屡获殊荣的作家欧阳昱创作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最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作品。他的天才迸发出强大的能量，他在诗歌、小说、散文和翻译作品中展现的丰富思想和创新无处不在，尤其在他引人入胜的新小说《条条河流向南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那些对中澳文化交流感兴趣的人来说，了解欧阳的作品至关重要。”（“During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award winning writer Ouyang Yu has created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innovative body of work this country has ever seen. The powerful energy of his genius, the rich stream of ideas and innovation in his poetry and novels, and in his essays and translations is evident in everything he writes, and never more so than in his enthralling new novel, All the Rivers Run South.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Chinese and Australian culture, familiarity with Ouyang’s work is essential.”见All the Rivers Run South书封底。）
明年（2025年）2月1日，欧阳昱还将出版The Sun at Eight or Nine（《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Puncher & Wattmann 出版）。这部英文长篇小说，书名截取自曾为中国民众所熟悉的毛泽东语录也是“最高指示”（毛的原话：“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它就是以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时代为背景，故事围绕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展开，展现极致的苦难与崇高。那段岁月，全国从中央到地方，政治争斗激烈，人们情绪失控，行为疯狂。相信欧阳昱这部新作又将引起澳洲英语文坛关注。但现在，身为澳洲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亚历克斯·米勒上述这段评论，真切而又准确，也可视之为欧阳昱非凡的文学成就的一个最简洁的总结了。
五，欧阳昱博士的确是一个神奇的存在，是在澳大利亚的存在
我在本文开头部分评论欧阳昱最早的中文长篇小说《愤怒的吴自立》时，就追问，在自由民主澳洲的背景下，欧阳昱执着于他的“死亡”意识，具有什么启发意义呢？表现不屑世俗的文人傲骨以及灵魂深处对世俗格格不入的焦虑？是否是处于东西方文化边缘所感受而且无法摆脱的尴魀的一种极端折射？我提出这些追问，是据于这个背景：1989年“六四事件”前后，澳洲出现四万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当年俗称“四十千”），这些人经历过文革开始时期的狂热文革后期的抛弃和上山下乡当“知青”时的苦难，经历“六四”屠杀和镇压对心灵的巨大冲击和创伤，到了澳洲异国他乡又因身份焦虑跌落到空前困惑和艰难的处境。当年有两句话来自他们在澳洲的痛苦的真实，又为这一痛苦的真实作了高度概括，并成为这一时期滞澳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的经典语言。一句称为“五苦论”，是痛感打工苦但失业更苦：“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另一句是“三难论”：“出来难，呆下去也难，回去更难。”（这两句话见刘白即刘观德所著的长篇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原发表于上海文学杂志《小说界》1991年3月号，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后来，他们终于取得澳洲的居留权了，但取得这个居民身份竟然成为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这段经历当然留下强烈的心理后遗症。正如曾经也是这四十千中国大陆留学生一员、后来当上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的钱超英博士所指出：
那一段动荡、焦虑、悬隔、错置，必须隐姓埋名，保密国籍，忘却自尊，挣扎求存，比“二等公民”还等而下之的“黑民”岁月虽已过去，但终究构成了他们“集体记忆”深处长久不灭的灼痛，构成了他们面对理想与现实恒久疑难的经验背景，构成了深刻改变他们的世界认知和文化态度并影响其身份意识的重要基础。（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1988-1998年间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页27。）
欧阳昱也是这“四十千”中的一员。一个重要的事实是，1989年6月4日晚上，欧阳昱正式动笔写作《愤怒的吴自立》，那是他在上海华东师大读研的最后一年。我八十年代的博士导师、后来就教于香港大学的Kam Louie(雷金庆)教授是较早捕捉到欧阳昱“另类”的一位学者。2006年6月，雷金庆教授发表评论文章“Returnee Scholars: Ouyang Yu, The Displaced Poet and the Sea Turtle”（《归国学者：欧阳昱，这位流离失所的诗人与“海龟”》，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8卷1期，页1-16）。文中引用了欧阳昱一段英文诗：
when i was boarding the CAAC plane for home which is／of course china／i said through the arsehole of a window:／fuck you australia!／you thought i’d made myself a millionaire didn’t ya／ digging for gold in your cheap sunshine／you thought i’d wanted to get a kangaroo certificate／in order to live on the dole like a cheap unemployed fat man／you thought i’d wanted to learn your english that／called me names／that fucked, whenever it could, anybody, especially us.
这段诗句出自欧阳昱的名诗“Fuck you, Australia”（《操你，澳大利亚》），收录在他的诗集Moon over Melbourne and Other Poems（《墨尔本上空的月亮及其他诗篇》, Papyrus Publishing出版, 1995年）。雷金庆教授在文中指出，欧阳昱在《去你的，澳大利亚》诗中通过刻意粗俗的语言，表达了“天安门一代”在来到澳洲后期望实现充实生活却一无所获的挫败感，而诗集中还有一些诗篇比此诗更微妙而深刻地表达了这种疏离感和无归属感。雷教授说，迁居到另一个国家生活在另一种文化中从来都不容易。但我们还要知道，《操你，澳大利亚》这首诗的背景不仅仅是澳大利亚。在文革后中国的文学作品中，背叛和幻灭的情绪相当普遍。那些作过“知青”的人发现，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自己都难以找到归属感。欧阳昱的写作正是在这种文学趋势的影响下产生的。他感到居留国对他的不公和冷淡，充满不甘被轻视的情绪，并激烈地彰显一种优越感。
欧阳昱回忆，他1995年在墨尔本拿到博士学位后，便立刻进入了无业状态。在没有任何希望地找了一年工作之后，他决定放弃，转而从事自由写作。而事情还并非那么简单。即使自由，但在一个白人为主的国家，用英语写作谋生，要想获得成功，其难度之大，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欧阳昱还觉得，最难克服的，其实还不是这个，而是孤独。在澳洲的初期，他写的一首英文诗中，有被人记住的这样两句，即：“living in australia / is like living after death”（活在澳洲/就像活在死后）。后欧阳昱以“活在死后”，出了一本诗集：Living after Death（Melbourne Poets Union出版, 2020年）。欧阳昱说：“这是那个国家，给我留下的刻骨印象。我的不少诗作，都与孤独有关。”（欧阳昱，《四十年来家国：一个人的回忆》，《华文文学》2018年5期，页53）
我把欧阳昱和他们那群上世纪九十年代来自中国的留澳学生称之为“精神难民”，当年我评论他们在澳“居留岁月”的文学作品就题为“精神难民的的挣扎与进取”（此文收进本人《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香港当代作家出版社，2004年5月）。但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欧阳昱毕竟非常“另类”于大部分的他们那批“精神难民”。他的“另类”有其独特的另类。他挣扎，他进取，他在孤独中在困境中神奇地把孤独把困境转化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并进行深度的哲学思考。
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欧阳昱虽然也是这“四十千”中的一员，但他毕竟一到澳洲就马上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在经过那五年的博士研究生涯，经过他五年沉浸在百年澳大利亚小说中的华人形象中，欧阳昱对“他者”建立起深刻的认知，大大强化了他在中国就已形成的世界观。在这之后，无论是澳洲还是中国，在华裔澳洲人欧阳昱这面镜子中看到的都是“他者”，他在诗歌和小说大量作品中对“他者化”作了令人心灵震撼的揭露和表达。
欧阳昱创办的《原乡》文学杂志登出一篇对话录，里面触目惊心地出现这样几句﹕
问﹕你觉得他们(居澳中国人——笔者) 还是中国人吗？
答﹕他们很难定性。他们既非中国人，亦非澳大利亚人，他们是一种真空人，一种夹缝人，一种哪儿都不属于的人，一种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人，一种澳中两国都可以收归国有又都可以弃之如撇履的人，一种类似奸细的人，一种没有归属感﹑不可能有归属感﹑被历史挂起来的人，一种为哪方做事都有叛徒感觉﹑难以忠心耿耿的人，一种骂别人是种族主义﹑自己也是种族主义的人，一种连自己同种同族的人都无法容忍的人。
问﹕你觉得他们还有救吗？
答﹕没有。他们以为钱和性是他们的救星，其实那不是的。他们以为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会是他们的救星，那也不是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救他们。
问﹕也许文学会吧？
答﹕我不知道。（《谈诗对话录》，《原乡》1996年第2期，页171。）
这几句对话，把一种想象中的也是现实的困境可怕地呈现出来。不过，我觉得，欧阳昱心里是有答案的。
1995年12月，欧阳昱在墨尔本创办《原乡》文学杂志时，就故意将刊名英译为“OTHERLAND”(“异乡”)。我当时就说，这是神来之笔。的确，如欧阳昱在发刊词中指出，“原乡”之于“异乡”，正如“异乡”之于“原乡”，是一正一反的关系，宛如“镜中映像”（“编者小语”，《原乡》1996年第1期，页199）。本来生活在“原乡”的人，现在来到了“异乡”，在另一片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这样一个移植的过程，对我们关于国家﹑民族乃至文学﹑文化的观念都提出了新挑战。“原乡”何在？“异乡”谁属？我们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附属“海外华人”？还是新时代民族大融合浪潮下产生的“新澳大利亚人”？我们是人在“异乡”，心回“原乡”，还是人去“原乡”，心归“异乡”？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原乡》，同上）这些问题提得真好。这种种问题，当然值得“飘零天涯的原乡人”深思。
所谓“精神难民”，必然和“漂泊”﹑“流放”﹑“流亡”﹑“逃亡”这些概念相关联。异乡漂泊，就是流亡。流亡本是一种逃——避难，而本体论的流亡则无从逃避。海德格尔（M. Heidegger）曾用“无家可归”的彷徨来标识二十世纪的存在症状，“无家可归”的处境就是流亡。值得注意的是，某些重要的哲学家、神学家、诗人、小说家、艺术家、音乐家的精神意向都是流亡性的，卡尔.巴特（Karl Barth）和海德格尔均颇为入迷的“途中”概念以及昆德拉小说中的性漂泊主题是很好的例证。值得进一步考虑的是：也许人本来就没有家，家园只是一个古老的臆想观念，人永远走在回家的途中──《圣经》旧约《创世纪》早告诉过这一点，而人过去总以为自己在家，二十世纪的思想不过重新揭开一个事实而已。澳洲作家亚历克斯·米勒说得好：“流放如归家，错置即正位。”“精神难民”欧阳昱的哲学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是一个新的维度。即使是在写乡愁和离愁这一华人诗人作家常写的题材时，他对故乡异乡、原籍国移居国、母族和异族语言和文化等方面也表达了他的新的感悟。欧阳昱写了不少此类诗篇，比如这首《双性人》：
我的姓名／是两种文化的结晶／我姓中国／我叫澳大利亚／我把它直译成英文／我就姓澳大利亚／我就叫中国／我不知道祖国是什么意思／我拥有两个国家／……我们MOTHER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失去了M／我已经没有了家园／我已经建立了家园／时间再过二百年／我就是双性人的祖先（欧阳昱，《四十年来家国：一个人的回忆》，《华文文学》2018年5期，页54）
欧阳昱离开中国、移居澳洲之后，对自我、身份、语言、文化、归属、认同等等方面的思索，意义非凡。欧阳昱曾经有好几年在中国武汉和上海的大学讲学。在中国期间，一次访谈一开头，欧阳昱就明确表明，他不太能接受“新移民作家”、“旅澳作家”这些称谓；他认为准确地说，自己是“旅华澳籍华人作家”（《华文文学》，2018年1期，页46）。他说，常常看到一提某某海外华人作家，就是旅英、旅美、旅欧、旅澳，这种说法很成问题，因为它主观地认定这些作家还是中国作家，只不过是羁旅、寄居在外，一辈子没有归宿。实则不然。说轻一点，他/她们就是居英、居美、居欧、居澳作家，说重一点，根本就是英国作家、美国作家、欧洲作家、澳洲作家，唯一的不同是他们也能用中文写作而已，就像某个原籍中国的运动员为西方某国赢得金牌时，他/她肯定是站在他/她自己新国家的国旗下热泪盈眶的。这种“双性”不容忽视。（见欧阳昱2002年11月底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分院“开花结果在海外”会议上的专题发言，《告别汉语：二十一世纪新华人的出路？》，网络）
欧阳昱博士给本文作者的签名（此书是欧阳昱出了一百多本书后才出版的第一部英文短篇小说集。）
欧阳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把个性、独立性、思想和艺术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写作人来说，他/她在哪儿不都是一个“彻底的少数民族”呢？！移民岂止只是移“民”，它更是一个移“身”、移“心”、移“情”、移“文”、移“语”的创造性综合项目。要摆脱我们身上与生俱来的“中国特征”，也许我们需要向我们所在国的作家学习。（见欧阳昱，《告别汉语：二十一世纪新华人的出路？》，同上）
这样，欧阳昱成了绝对不容忽视的双语作家。有人说，从文化身份、文本策略、文体风格三个方面梳理，可以发现“跨国书写”是欧阳昱创作最典型的特征；但是，用中英双语进行“跨语创作”，在取材、立意、思维方式上，欧阳昱更为与众不同。特别是语言。有些华人作家是一边写，一边翻译，就是把话先想好，在脑中翻译后，再用英文写出来。但欧阳昱绝不是如此。他在1979年至1983年读大学学英文时，就下死工夫去达到最高的要求——用英语思维。因此大学时代他就用英文写作诗歌，研究生期间也是如此。1991年到澳洲后，他便开始英语诗歌写作，博士论文写完时，他已经出版了第一部英文诗集Moon over Melbourne and Other Poems（《墨尔本上空的月亮及其他诗篇》，1995），并写好了本文前文所论述的《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1997年出版）。对欧阳昱来说，不存在那种脑中翻译的状态，一切都是直接转换的，仿佛他就是一个说母语者的澳洲人。
欧阳昱的成功，当然也和他惊人的勤奋分不开。他出国之前小有发表（一首创作诗，几个短篇和一本译著），可是一到澳洲转入英文写作，就立刻“低人一等”，要从头做起。但如他所言，写作和翻译，就是他生命的一个部分，他的写作，渗透到他的工作，包括教学、笔译、口译、讲学、旅行等。他无时不刻在写作，甚至在朋友请去唱K时，他也不唱歌，而是写诗，并发现这可能是最好的一种写诗方式，非常能够激发创造力。而他读书，是见缝插针式的，只要有一点时间，他就会读书，在搭车、搭飞机、在法庭做翻译时。特别是在法庭做翻译，这往往是读书写诗的最好地方，因为在澳洲等待开庭，往往一等就是一整天。每年中文英文的书籍，欧阳昱至少要各看七八十本。在中国读研时，他一天可以看十几本书，经常是厚达五六百页的书。三十多年前在澳洲读博时，一写就到深夜，不到一点半不睡觉，天天如此。这个习惯他一直坚持了二十年，现在不那么做了，因为太伤身体，但常常每天还会同时看六七本书，同时写六七本书。他早上起来后，总是诗潮如涌，每天至少写三到五首，这几十年在澳大利亚至少写了上万首诗。他一有感觉，就会当时当地写下来。欧阳昱在澳洲上写作课时甚至曾经对学生说：写诗要趁鲜，就跟做爱一样，是不能等的。
欧阳昱对写作，有一个一般人难以认同更难以实践的观念。例如，他对诗歌的认识，就是一个字：freedom（自由），写到完全不可发表的地步，则是对诗歌自由的认识。英文有句老话说：there is no money in poetry。如果一个如此被世人轻贱、几乎与名利毫无关系的文学样式，也要给它穿上三寸金莲，五花大绑，削足适履地去适应中国和世界各种刊物的条条框框，那还不如不写。确实，这样一来，对许多人来说，欧阳昱是一个“另类”，不易理解。欧阳昱创作的英文诗歌，不少从一开始就遭到无数退稿，而最终发表时，往往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后。他1991年出国前就已写诗一千多首，却仅在《飞天》杂志公开发表过一首诗，他诗歌创作的努力与当时中国诗坛给他的认可严重不匹配。他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期间翻译《西方性爱诗选》，在中国国内未能公开出版，出国十多年后才于2005年在他创办的墨尔本的《原乡》文学杂志第十期以特刊形式推出。最初他写于1989年长篇小说《愤怒的吴自立》，经过十年辗转于中澳台港之后，才于1999年在“原乡出版社”出版。《独夜舟》是欧阳昱继《淘金地》后，在中澳两国创作的一部小说，其中的跨域写作，既是他的亲身体验，也是他大脑中的交合，也应和了他后来的创作目标：写到发表不了为止。他认为如果你想写到能够发表，那是最低要求，只要满足一些既定的条条框框就行，只有写到发表不了为止，你才能突破现有的所有套路所有成规，让大脑和心灵真正自由起来，写你想写，写你能写，随心所欲地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果不其然，《独夜舟》这本书稿在中国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接受出版，只能自己拿到台湾出版。
欧阳昱始终把独创性、先锋性、实验性放在第一位，不以发表为终极目的，以至写到发表不了为止。幸好，这个世界真正认可欧阳昱天才还是大有人在，特别是在澳大利亚。
欧阳昱的第一部英文长篇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东坡纪事》）遭全球二十八家出版社退稿，只是最后被第一家退稿的出版社出版。而一经出版，就获得南澳的一个文学创新奖。这非同小可，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入围此奖的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库切。欧阳昱的第二部英文长篇（出版时已成第三部）The English Class（《英语班》）也是遭到十八家出版社退稿，结果出版后获得新南威尔士总督奖（社区关系奖的类别），并入围其他四个文学奖。他的第三部英文长篇小说（后来先于《英语班》而出版）Loose：A Wild History（《散漫野史》），也是遭受无数退稿，最后出版虽未获奖，也卖得不好，但如前文所说，澳洲书评家丽莎·希尔看后认为，如果要她推荐诺贝尔文学奖澳大利亚候选人，她要推荐三位，而欧阳昱是其中之一。
欧阳昱曾说，即便他的作品此生不能发表，来世再发表也不迟。这样的先例不是很多吗？如狄金森、卡夫卡、佩索阿等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是在他去世五十年后才出版的。但目前看来，欧阳昱的命运还好，起码在澳洲文学界，许多人欣赏欧阳昱在创作中进行的有意而且极其用心的先锋实验，欣赏他既才华横溢，又特立独行，具有超强的探索意识。其实，早在2011年欧阳昱就被评为2011年度“百名顶级墨尔本人”（Top 100 Melbournians of 2011）之一；2012年被编辑部设在纽约的中文杂志《明镜》月刊评选为十大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作家之一。欧阳昱从文字中掘金，从容地在中英双语之间游走自如，成绩斐然，在世界华裔作家中甚为罕见，但人们还是看到了。
欧阳昱博士
欧阳昱博士的确是一个神奇的存在，是在澳大利亚的存在。是澳洲这块自由平和的土地培育他这个“另类”茁壮成长。如果不是在澳洲，他很难让思想如此自由奔放让创作力如此爆发强盛，能够撰写和出版这么多的著作特别是英文著作；如果不是在澳洲，他很难得到如亚历克斯·米勒、丽莎·希尔、尼古拉斯·伯恩斯、希瑟·泰勒-约翰逊、约翰·金塞拉、大卫·麦库伊、迈克尔·法瑞尔和德克兰·弗莱这些著名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对他的文学创作如此欣赏，给以如此高的评价和如此大力的推介。
欧阳昱博士要感谢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也为他自豪。他是整个澳大利亚文学的宝贵财富，是澳华文学的一块瑰宝。如果有朝一日，一个叫Ouyang Yu的华裔成为澳大利亚又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获者，这个国家不会觉得太突然太奇怪的。
（2024年10月25日完成初稿，11月15日定稿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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